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征程中天盈资本，澳门始终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
赤子丹心，共纾国难。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澳门凭借特殊的地缘与社会环境，不仅成为华南抗战的重要后方与纽带，更有柯麟等一批澳门同胞通过持续不断、形式多样的救亡运动，书写下同心抗战的壮丽篇章。
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浪潮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素有反帝优良传统的澳门同胞，纷纷投入到民族抵御外敌入侵的斗争中，掀起了要求挽救民族危亡的救国浪潮。
不少澳门青年在当地发挥了先锋作用，他们冲破阻力，以文化协会、妇女协会、读书会、剧社、音乐社、歌咏团等形式组成爱国团体，用各种方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大众报》《朝阳日报》等报常以较大篇幅报道澳门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成为当地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上一道风景。
大众歌咏团曾假座清平戏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鼓起青少年的爱国热情。不少学校的进步师生也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5年，濠江学校转由共产党员黄健接办后，他团结了一批青年教师，通过自编抗日教材、教唱抗日歌曲、排演救亡话剧等，向学生灌输民族气节、爱国思想，培育了不少抗日救亡的种子。这些爱国同胞和爱国团体汇集起来，形成强大的抗日洪流。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抗战高潮推动下，澳门同胞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在澳门的工商界和上层人士中成立了“澳门各界救灾会”，在妇女界成立了“妇女慰劳会”“妇女互助社”，在澳门青年、教师、店员、工人中成立了“澳青团”，在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联合组成救灾会（即“澳门四界救灾会”）。这些组织起来的抗日团体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华南地区的抗战，是抗日战场上的一支有生力量。
在这场抗日救亡运动中，柯麟的身影始终与“守护”紧密相连。1935年，这位曾参与广州起义的革命志士奉命迁居澳门，以医生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他在板樟堂街开设诊所，不仅为叶挺、叶剑英、李少石等革命同志提供安全的联络点，更暗中组织爱国青年培训。
1937年，柯麟挑选了一批爱国青年组建“青年救护团”，赴广州、中山等地参加战地救护工作。他主导的镜湖医院还成为“战地救护站”天盈资本，不仅为游击队伤员提供免费治疗，还培养了大批医护骨干，让澳门成为华南抗战“生命保障线”上的重要一环。
以“倾其所有”的慷慨捐资捐物
战争的胜负，离不开物资与人力的支撑。澳门虽小，却以“倾其所有”的慷慨，为华南抗战注入关键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澳门筹赈兵灾委员会”成立，领导澳门各界从事捐募工作；抗战爆发前夕，面对日军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澳门同胞更是义愤填膺，尽力捐输支持祖国空军建设。
当时澳葡当局对澳门同胞的筹款救亡活动，通过申请批准的方式来作一定的限制，还不得出现抗日等字眼。但这并不能阻挠澳门同胞的爱国激情，他们冲破重重阻力，从殷实商人到清贫劳工、从街头鞋童到歌厅舞女，大家不分职业，以表演、体育比赛、义卖、义捐等形式掀起募捐热潮。
据记载，1937年至1940年间，澳门共开展大小募捐活动100余次。澳门最大的爱国团体“澳门四界救灾会”因筹捐工作成效卓著，获国民党中央侨委致函赞誉：“国仇敌忾，踊跃捐输，至足嘉佩”。
尤为动人的是，澳门同胞的支援不仅限于金钱。抗战初期，不少慰问团前往中山的前山、湾仔等地慰劳当地的抗日将士，向他们赠送食品、药物，演出抗日文艺节目等。1938年5月，日军企图登陆中山洪湾，澳门慰问团冒着敌机空袭危险，携带着澳门热心人士捐输的大批食物、药品赴前线慰劳，并赠送“卫国卫民”“守土杀敌”两面锦旗，极大鼓舞了守军士气。
珠江三角洲的抗日游击队也曾得到不少澳门同胞在药品等方面的支持。1940年后，由于澳门外围情势恶劣，澳葡当局的态度有所改变，澳门大规模的户外筹款活动被迫停止。面对恶劣的形势，澳门同胞转为小型的户内筹款，尽力争取多筹一分一毫的义款，继续支援抗战。
加强统一战线凝聚抗战力量
保卫国土是每个炎黄子孙的神圣职责，日本侵华期间，不少澳门同胞回乡参战，驰骋于战火硝烟的抗日战场。
当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在中国领空上横行时，曾参与研制“乐士文”号飞机的机械师吴势，立即应召从澳门到南京出任中央航委会运输大队机械长，日日夜夜抢修飞机。一批热血澳门青年，如后在抗日战场上血洒长空的蔡志昌、林耀等，纷纷投考航校学好本领，直接驾驶飞机参加战斗。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是取得胜利的关键。由于地缘关系，澳门同胞大多数为珠三角籍人士，尤以中山籍为多。由共产党员廖锦涛等参与组建的“澳门四界救灾会”就聘请了时任国民党中山县县长杨子毅等在两地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知名人士任该会的名誉顾问，起到很好的统战作用。
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以公开合法名义协助中共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动员和组织大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回乡参加战地服务。
在中共党组织的推动和支持下，共产党员陈少陵等率领的“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和廖锦涛等率领的“澳门四界救灾会回乡服务团”共200多名澳门同胞先后到珠三角、粤中、粤北等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之中有些到了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驻粤各部随军服务，有些奔赴珠三角各地，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深入乡村开展战地服务。1941年“皖南事变”后，廖锦涛被国民党顽固派迫害致死，年仅27岁。
柯麟在统战工作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1941年香港沦陷后，数百名文化界人士与爱国人士被困，周恩来指示开展秘密大营救，镜湖医院成为西线营救的关键枢纽。柯麟利用澳门商界名流的特别通道绕过敌人盘查，将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从澳门送到大后方，无一人被捕。
从救亡运动的 “先行者”，到物资支援的“供给者”，再到统一战线的“粘合剂”，澳门在华南抗战中以“小地方大担当”，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如今，回望这段烽火岁月，濠江两岸的红色记忆，仍在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南方+记者 尚黎阳
通讯员 叶浩豪 郭昉凌天盈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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